在隋朝的朝堂之上，曾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—— 苏威。他出身名门，父亲苏绰是西魏的度支尚书，为西魏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。苏威自幼聪慧，长大后更是凭借自身才学与品德，在北周和隋朝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。然而，这位深受两代帝王赏识的大臣，却深陷一场 “朋党” 冤案，其跌宕起伏的经历令人唏嘘不已。
世家子弟，初露锋芒苏威出生于京兆郡武功县的世家大族，自小就展现出远超常人的成熟与稳重。五岁时，父亲的离世给他幼小的心灵带来沉重打击，但其悲伤之情却如成年人一般深沉，让周围人惊叹不已。北周太祖执政时，苏威继承了美阳县公的爵位，并担任郡功曹一职。大将军宇文护对他极为赏识，将女儿新兴公主许配给他，苏威由此成为宇文护的乘龙快婿。
但宇文护专权跋扈，朝堂之上人人自危。苏威敏锐地察觉到其中潜藏的危机，担心灾祸殃及自身，便常常逃到深山中，试图远离政治漩涡。即便如此，在叔父的逼迫下，他还是未能完全摆脱官场。不过，他时常隐居山寺，沉浸于读书之中，享受那份远离喧嚣的宁静。在宇文护执政期间，苏威官拜车骑大将军。后来，北周武帝诛杀宇文护亲政，苏威因与宇文护的翁婿关系，心中不安，再三拒绝出仕。但最终，他还是被授为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并改封怀道县公。周宣帝继位后，又拜他为开府。在北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，苏威凭借着谨慎与智慧，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地位，同时也在不断积累政治经验，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代。
展开剩余82%隋朝建立，大展宏图隋文帝杨坚担任北周丞相时，高颎多次向他举荐苏威，称其有大才。杨坚本就对苏威名望有所耳闻，于是将他召入相府。二人一番交谈后，杨坚对苏威的才学和见识大为赞赏，苏威也仿佛找到了真正赏识自己的明主。然而，当苏威听闻北周禅让之事后，他深知这一事件的敏感性和复杂性，担心卷入其中，于是选择逃归故乡。高颎请求追回苏威，杨坚却表示：“这是不想参与我的大事，姑且让他去吧。”
开皇元年（581 年），杨坚接受北周禅让，建立隋朝。新朝伊始，百废待兴，杨坚深知人才的重要性，再次征召苏威。此次，苏威决定出山，为新朝效力。他被任命为太子少保，兼任纳言、民部尚书，一跃成为隋朝的核心官员。苏威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，便是向杨坚奏请减轻百姓的租赋徭役，建议一切务必从轻，好让久经战乱的老百姓有一段喘息的时间，从而稳定全国局势。杨坚对他的建议悉数采纳，下诏除去一切苛政。苏威还曾看到宫中挂帐幔的钩子居然是用白银做的，立即严肃地向杨坚陈述节俭的必要性，杨坚马上下令将宫中一切奢华的布置装饰，全部撤换或毁掉。苏威的这些举措，不仅展现了他心怀百姓的政治理念，也与杨坚励精图治、开创盛世的想法不谋而合。
此后数年，苏威在隋朝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。他先后出任刑部尚书、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要职，与尚书左仆射高颎一起革新政治，重订各种典章制度。其中，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主持修订刑律。鉴于北周 “刑政苛酷，群心崩溃” 的教训，开皇三年（583 年），杨坚令高颎、苏威、牛弘等人重新修定刑律。苏威等人参照魏晋、北齐和南梁各朝的旧律，以宽简为原则，汲取其精华，删除某些严刑酷法，经过一年的时间，制定出了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《开皇律》。由于苏威熟悉前代各朝的法律制度，整个《开皇律》的体例、章节、条文，几乎都出自他之手。可以说，《开皇律》的制定与颁布，苏威功不可没。开皇九年（589 年），苏威官拜尚书右仆射，正式升任宰相，成为隋朝的 “四贵” 之一，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。
议乐之争，祸端初起隋朝建立后，制定一部好的法律以及礼仪制度成为当务之急，而定音乐也被看成和这两件事同等重要的大事。苏威的儿子苏夔凭借自身才华，参与了编排庙堂音乐。当时，国家分裂已久，过去南北各朝都有自己的颂歌祭曲，隋朝音乐究竟该继承哪家，参加编乐的人各有主张。有人赞成融入西域胡音，也有人坚持中原古调。苏夔一派主张变通，认为应顺应时代发展，融合多元音乐元素，打造具有隋朝特色的音乐体系；而国子监博士何妥一派则提倡守成，强调遵循古制，保留传统音乐的纯正性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相让，争论异常激烈。
何妥是一位在儒林德高望重的耆宿，在教育领域耕耘四十余年，桃李满天下，对礼乐有着深厚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。而苏夔虽年纪不大、资历不深，却凭借着自身的聪慧和对音乐的敏锐感知，在音乐领域崭露头角，颇负盛名。这场原本纯粹的学术争论，由于苏夔特殊的身份 —— 当朝宰相苏威的儿子，逐渐变了味。朝中大臣们看到苏威在朝中的权势和地位，纷纷揣测圣意，认为支持苏夔或许能讨好宰相，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助力。于是，在文帝下令让百官 “署其所同” 时，十分之八九的大臣都站在了苏夔一边。
何妥看到这种局面，内心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。他觉得自己多年来在学术上的积累和威望，竟然在这场争论中被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击败，而这背后，他认为是苏威在朝中的势力作祟。他怒火冲天地说：“我做了这么多年的侍坐先生，此刻竟然栽在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手里！” 何妥与苏威早有积怨，多年来上朝议事时常有争执发生。何妥自恃为一代鸿儒，对苏威本就心有不服，只是因苏威大权在握，平时不得不忍气吞声。这次被苏威的儿子击败，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，促使何妥下定决心，要揭露他所认为的苏威等人朋比为奸的行径。于是，他大笔一挥，一篇指责苏威等大臣朋比为奸的上 “封事” 呈到了文帝面前。
朋党冤案，朝堂震动文帝接到何妥的奏章后，心中十分愤怒。他深知大臣之间结党营私的危害，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朝政紊乱，威胁到自己辛苦建立的隋朝江山。而苏威作为自己曾经极为倚重的开国元勋，此时却被指控在暗中结党，这让文帝感到既震惊又痛心。但此事事关重大，根据何妥所奏，必然会牵涉到吏部侍郎薛道衡、礼部尚书卢恺、考功侍郎李同和、尚书左丞王弘等众多朝中官员。出于慎重考虑，文帝特意派上柱国虞庆则、皇子杨秀等人联合调查苏威 “朋党” 案。与此同时，将卢恺等人交由御史台审理。
调查人员很快就列出了苏威的一系列所谓 “罪证”：尚书省中众人都称呼王弘为 “世子”，称呼李同和为 “叔”，可见李、王二人与苏威的关系异乎寻常，宛如苏威的子弟；儒士王孝逸，原本是国子学请来担任书学博士的，吏部却依据苏威的命令，任命其为府内参军；此外，苏威还以各种不正当手段，提拔自己的几位族弟为官等等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些证据似乎确凿无疑，证明何妥所奏并非诬告。文帝看到调查结果后，顿时龙颜大怒，他让苏威当庭诵读《宋书・谢晦传》中一段关于朋党之案的内容，意在让苏威反思。苏威吓得失魂落魄，赶忙脱下官帽，不停地叩头请罪。然而，文帝愤怒地说道：“现在为时已晚矣！” 随即罢免了苏威的官爵。
苏威被罢免后不久，御史台对卢恺的调查报告也呈给了文帝。经查证，卢恺被指有以下罪状：其一，在隋朝建立前，房恭懿曾参与北齐旧臣尉迟迥的叛乱，本不应任用这样的人，可却经原吏部长官卢恺、苏威执意推荐，使其官至海州刺史；其二，当时滞留在吏部候选的人众多，卢恺身为吏部尚书，没有从速授予官职，而是先让那些人填写履历，要在划分士流后才派遣，被认为是故意拖延；其三，苏威的族弟苏肃、苏彻，二人只是通过区区乡正调吏部候选，苏彻在委任状还未下达时就已被先行录用，而苏肃不仅身有残疾，且才能平庸，卢恺却为了逢迎苏威，任命苏肃为朝请郎。基于上述事实，宪司最终判定，苏威与卢恺等人共为朋党，证据确凿。
文帝看到这份报告后，更加震怒，当庭斥责卢恺道：“你竟敢利用自己神圣的天官之职来布施个人恩惠！” 卢恺边脱帽叩头，边为自己辩解道：“皇太子曾想让我提拔通事舍人苏夔为舍人，当时我觉得苏夔资历不够，因此坚持反对提拔他。倘若我真的和苏威有私情，会反对提拔苏夔吗？” 然而，文帝并不相信他的话，反驳道：“苏夔乃苏威之子，这是人尽皆知的。你坚持不提拔他，只是想欺世盗名、掩人耳目罢了。而对那些不为人所知的，像苏肃、苏彻，你就随意提拔，这难道还不是奸人的行为吗？” 卢恺百口莫辩，当即被贬为庶民。
因为何妥的这一奏章，房恭懿、薛道衡等也相继受到牵连，被充军流配。此事先后被治罪受牵连的知名人士多达上百人，成为自隋开国以来以 “朋党” 罪名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桩案件。一时间，隋朝朝堂人人自危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下。
真相渐明，冤案昭雪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实际上，卢恺、苏威等人在很多事情上被冤枉了。自北周至隋以来，选官制度存在诸多弊端，不分清浊选任官吏，导致官吏队伍鱼龙混杂。在薛道衡、卢恺执掌吏部后，他们致力于改革，有鉴别、有区分地举贤任能，才使过去混乱的局面有了较大改观，可这些努力却被别有用心之人歪曲为阿谀结党的罪证。
房恭懿虽曾参与叛乱，但当时天下未定，局势复杂，难免各为其主。后来经苏威引荐，他效忠于隋，并且政绩卓然。文帝也曾因其出色的治理能力，多次嘉奖于他，还任命他为海州刺史。何妥仅仅因为在议乐之争中的失败，便不惜动用手段，令百余位名士蒙冤，这种行为有失儒者风度，为儒家仁道所不容。
不久，隋文帝也对此案有所悔悟，他愧疚地对大臣说：“苏威被人诬陷了。” 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文帝恢复了苏威邳国公的爵位。然而，同案的房恭懿、卢恺却因不堪劳忧，已含冤先后离世。这场 “朋党” 冤案，给隋朝的朝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也让人们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复杂。苏威虽然后来恢复了部分名誉，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因此案遭受重创，再也难以重现往日的辉煌。而隋朝的朝堂，在经历这场风波后，也悄然发生着变化，为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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